虚拟货币涉刑：罪名、立案与量刑标准速查表

帮信罪 · 掩隐罪 · 非法经营罪 ·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 开设赌场罪 · 诈骗罪 · 盗窃罪

刘正要律师 | 上海领衔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 2026年9月版

写在前面

最近来咨询的朋友，问题越来越集中：

我卖了几次U，银行卡被冻了，会不会被抓？

我帮朋友换了点U，警察打电话让去做笔录，我可能是作为证人还是嫌疑人？

在电报群里拉了几个人进项目，算不算传销？

其实这些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同样是“买卖U”“玩币”，放在不同的背景下，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罪名，量刑也差得很远。我国刑法规定，帮信罪最高三年，掩隐罪最高可以到七年，非法经营罪最高是五年以上，诈骗罪最高则可能是十年以上。罪名选对了还是选错了，对当事人来说是几年的差别。

所以刘律师把实务中涉虚拟货币案件最常见的七个罪名整理成这份速查表。每个罪名都按“法条怎么说—涉币场景长什么样—涉案金额是多少、什么情节会立案—立案以后可能判多重—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哪些辩点”的顺序写。前面放一张总表，方便快速对照；后面是逐罪详解。

使用提醒：本表依据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整理，仅供普法学习。各地对部分数额标准有具体执行口径，个案结论取决于证据和细节，请勿直接套用。遇到具体问题，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律师。

一、底层政策：先弄清42号文说了什么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以下简称“42号文”），同时废止了2021年的“9.24通知”（银发〔2021〕237号）。42号文基本延续了此前的监管立场，跟刑事案件关系最密切的是这几点：

•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比特币BTC、以太币ETH、泰达币USDT等不具有法偿性，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使用。
• 境内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 当下国内监管对于“法币与虚拟货币兑换、虚拟货币之间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都是禁止的态度。
• 境外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 对于境内的个人或者组织，明知或应知境外主体非法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仍为其提供协助的，仍然具有很高的法律风险。
• 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提供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和清算结算等服务。这一条规定，是当下很多人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只要涉及到买卖 U 等交易，就容易被风控的根本原因。
• 投资虚拟货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损失自行承担。这是当下涉虚拟货币民商事案件中 法院最常引用的一个规定。
• 42 号文新增内容：未经同意，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境内RWA代币化原则上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除外）。

需要提醒的是，42号文本身是部门规范性文件，它决定的是行为的“行政定性”，并不直接等于刑事定罪。一个行为最后是否构成犯罪，还要回到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里逐项比对。这个区别，在刑事辩护，尤其是非法经营罪的辩护里尤其重要，我们后面会展开。

二、速查总表

注：诈骗、盗窃的具体数额起点由各省在司法解释幅度内确定；表中为简化表述，详见后文。

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

（一）法条怎么说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别人在网上犯罪，你明知他在犯罪（司法解释允许根据客观情形推定明知，但可以用相反证据推翻），还给他递了工具、账户或者资金通道，而且帮得“够多”，就可能构成帮信罪。

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以下简称《帮信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2025年7月发布，以下简称《2025帮信意见》）。

（二）涉币帮信犯罪的场景都有哪些

• 把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或者交易所账户（含已完成KYC的账户）出租、出售给别人使用，对方用来接收诈骗款、买卖U。
• 在“跑分平台”注册，用自己的卡接收资金后按指令转出或购买U，赚取“佣金”。
• 为诈骗、赌博团伙提供“U兑换”服务，替对方把人民币换成U，或者把U换成人民币。
• 帮别人完成交易所KYC人脸认证、代为注册账户后交付他人使用。
• 为电诈团伙提供钱包搭建、批量注册账户、自动归集等技术支持。
• ……

（三）在法律上怎么推定我“明知”

帮信罪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实务中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明知”，所以司法解释给出了推定规则。《帮信解释》第十一条列举了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主要包括：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以及其他足以认定明知的情形。

《2025帮信意见》第5条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三种“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 非法提供电话卡批量插入设备、改号虚拟拨号设备或软件、批量账号、网络地址自动切换系统、批量接收短信语音验证平台的；
• 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 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

第二、第三种对币圈朋友特别要紧。银行卡已经因为涉诈被冻过、被限制过非柜面交易，还换一张卡继续卖U，就很可能被推定明知。群里流传的“警察问你就说是自己炒币”之类的统一话术，同样会成为认定明知的证据。

对U商来说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规定：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高检四厅〔2023〕3号）第十条明确，虚拟货币等经销商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程中，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的，以帮信罪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警察已经打过电话、做过笔录，还继续跟同一批人交易，风险会直线上升。

同时要看到，《2025帮信意见》也要求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职业身份、既往经历、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等判断，并不是只要卡里进了赃款就一律推定明知。

（四）“情节严重”的标准

情节严重的标准，其实就是帮信罪的立案标准，大家可以参照表格中的行为来进行对照：

第一，《帮信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第二，《2025帮信意见》第6条明确，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上表第7项“其他情节严重”：

• 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三个以上，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的；
• 收购、出售、出租非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或者单位账户，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的；
• 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物联网卡二十张以上的。

这里有一个很有价值的限定：以上述情形认定帮信罪的，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等是否达到相关犯罪认定标准。也就是说，卡里流水30万元不等于涉诈30万元，办案机关要先查清总流水 30 万中，具体有多少是诈骗款。

另外，《帮信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帮助对象是否构成犯罪原则上要查证，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的，相关数额需要达到第2至4项标准的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才能以帮信罪追究。《2025帮信意见》把“客观条件限制”限定为被帮助对象众多等原因导致难以逐一查证。

（五）量刑与从宽的标准

帮信罪只有一档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25帮信意见》明确了宽严两端：

• 从严：组织或长期从事收购贩卖账户、电话卡的；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施的；金融、电信、互联网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的；跨境提供帮助的；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技术、设备的；二年内因帮信、掩隐受过行政处罚，或者五年内因此被判有罪、相对不起诉的，等等。
• 从宽：被诱骗实施的；参与时间较短、获利较少的；认罪认罚的；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起到重要作用的。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对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校学生可以参照从宽。

实践中，初犯、偶犯、获利不多、处于链条末端的卡农，争取相对不起诉或缓刑的空间是存在的。

还要提醒一点：不构成犯罪，或者被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并不等于“没事了”。《2025帮信意见》第12条明确，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处理。实践中可能面临罚款、拘留，以及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电话卡被限制使用等惩戒措施。

（六）常见辩点

对于辩护律师或者当事人自己来说，一定要认真审查以下的辩点，看自己是否有符合的情形。如果有，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主动的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 主观明知：交易是否有正常的平台订单、对方是否完成实名认证、价格是否在市场合理区间、自己此前是否被风控提示过。
• 流水≠涉诈金额：要求办案机关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的犯罪金额，剔除自有资金、正常交易资金。
• 被帮助对象是否构成犯罪：上游是否查证属实，是否达到犯罪标准。
• 与掩隐罪、诈骗共犯的界分：详见下一节。
• 从宽情节：被诱骗、时间短、获利少、认罪认罚、退赃退赔。

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隐罪）

（一）法条和最新司法解释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现行司法解释是2025年8月25日发布、8月2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以下简称《2025掩隐解释》），同时废止了法释〔2015〕11号和法释〔2021〕8号。旧解释里那个“10万元即情节严重”的标准已经不再适用，这一点很多网上文章还没来得及更新。

（二）构成要件，一项一项看

• 上游犯罪客观存在。 掩隐罪是“下游犯罪”，必须以上游犯罪（如诈骗、赌博、盗窃等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2025掩隐解释》第十条规定，上游犯罪查证属实，即便上游行为人未到案、死亡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也不影响掩隐罪的认定。
• 掩隐罪的犯罪对象是上游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即通过上游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孳息等（第一条）。诈骗款转入你的卡，那笔钱就是犯罪所得。
• 客观上实施了掩饰、隐瞒行为。 第一条把“其他方法”解释为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手段，列举了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用赃款买U、把赃款换成U转走，都在这个范围里。
• 主观上明知。 第二条明确“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根据行为人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的犯罪所得情况，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和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其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判断。
• 主体是一般主体，单位也可以构成（第十一条）。

（三）掩饰 隐瞒罪中的涉币场景

我们主要列举一些现实中比较常见的涉虚拟货币掩隐犯罪的场景，以供大家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 U商或散户在C2C卖U，买家付款掩饰资金实际来源于诈骗被害人。如果办案机关能证明卖家知道或应当知道钱款来路不正（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对方要求多张卡分笔付款、要求不备注、深夜快进快出等），就有被认定掩隐的风险。司法解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号）第十一条还专门规定，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虚拟货币等转换财物、套现的，可以认定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 受人之托，用自己的银行卡接收资金后立即买U转到指定地址。
• 提供自己的钱包地址给他人“过U”，或参与链上多次转换、跨链、换币以切断追踪。
• 把赃款通过U转到境外，或者帮人从境外“U换人民币”回流。

（四）“情节严重”的标准有哪些

掩隐罪“情节严重”是 3 年以上 7 年以下量刑的标准。那么“情节严重”在司法实务中 如何来认定呢？

《2025掩隐解释》第三条要求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掩隐行为的情节、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定罪处罚，不再设置一个统一的入罪数额。

第五条对“情节严重”分两档规定，而且都要求“数额＋特定情形”同时具备：

认定犯罪数额时要以行为人实施掩隐行为时为准；多次实施、未经行政处罚的，累计计算。换句话说，如果掩隐数额达不到50万元（上游为非法采矿等犯罪的，500万元），即便造成的损失较大，也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

（五）从宽、共犯与罪数

• 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且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为近亲属掩隐且系初犯偶犯、配合追查上游犯罪作用较大等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
• 事前通谋按上游共犯论：如果行为人跟上游的诈骗团伙事先说好“钱打过来你帮我换成U”，就不再是掩隐犯罪，而是诈骗罪的共犯，量刑要按诈骗数额走，这个时候法律后果重得多。
• 从一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六）帮信还是掩隐？这是涉币案件最常见的定性之争

在实务中，作为当事人或者律师一方，一般都倾向于往轻罪或者无罪方向去辩护和努力。 帮信罪最高刑是 3 年有期徒刑，而掩隐罪最高可以达到 7 年。所以，能争取到帮信罪，就不要涉及到掩隐罪。

《2025帮信意见》第7条要求根据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准确区分两罪。我们做个对比的表格，更加清晰的来理解两个罪名之间的区别：

最后需要提醒各位：同样是“卡被用来过赃款”，只提供卡的和亲自配合转账买U的，定性可能就不一样。在我们律师辩护时、以及当事人来自我审查自己的行为时，一定要注意分析行为人的资金流转的实际作用、对资金的控制程度、有无亲自参与涉案资金的转移。

延伸：洗钱罪（刑法第191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把“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列为洗钱的方式之一。上游属于毒品、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走私、贪污贿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这七类犯罪的，用U转移资金可能构成洗钱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当下的司法实务中，自洗钱也单独成罪。

五、非法经营罪：非法买卖外汇与非法支付结算

（一）法律依据

•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四条：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定罪处罚。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号，以下简称《2019支付结算解释》）。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修订）中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立案标准，与上述解释一致。

（二）在非法经营罪中，涉币的两类典型行为

类型一：以U为媒介变相买卖外汇

最高检和国家外汇局2023年12月联合发布的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中，赵某等人非法经营案是一个标志性案例：团伙在境外收取迪拉姆现金，向对方指定的境内账户支付人民币，再用迪拉姆购入泰达币，将泰达币在境内卖出换回人民币。检察机关认定，这种行为表面上是买卖虚拟货币，实质上以泰达币为媒介实现了外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价值转换，属于变相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个案例确立的规则很清楚：“外汇—虚拟货币—人民币”或者“人民币—虚拟货币—外汇”的兑换链条，以赚取汇率差为业，情节严重的，按非法经营罪处理。 常见形态包括：帮出海的朋友“U换人民币”回流、为跨境电商或留学家庭提供“U汇款”、在境外OTC收外币境内付人民币等。

同批典型案例中的郭某钊等人非法经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回答了内地大量的U商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提供虚拟货币的人与非法买卖外汇人员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非法买卖外汇，仍通过交易虚拟货币为其实现本外币转换提供实质帮助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同犯罪；只是向对方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对所帮助的犯罪仅有概括认识、并没有具体认识到是在帮助非法买卖外汇的，可以帮信罪追究。如此一对比，同样是给人换U，“具体明知”还是“概括认识”，决定了面临的是五年以上还是三年以下。

类型二：为他人提供人民币与U之间的支付结算通道

《2019支付结算解释》第一条列举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包括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的；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实务中，涉及到虚拟货币支付结算通道而被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多是为赌博平台、诈骗团伙、地下钱庄提供“U进U出”的通道：客户打人民币进来，行为人给对方指定地址打U，或者反过来，本质上是在替他人完成资金的收付和转移。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偶尔买卖U自用、自己炒币，通常不会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风险真正上升的节点，是行为具有经营性：长期、反复、面向不特定人群、以赚价差为业、形成固定的收付款账户和操作模式。

（三）立案与量刑标准

此外，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积极配合调查并退缴违法所得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同时构成掩隐罪、洗钱罪等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常见辩点

涉案的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涉币非法经营罪进行审查：

• “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的前提。 刑法第九十六条所说的“国家规定”，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个辩点要分路径看：
• 以U为媒介变相买卖外汇的，前置规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外汇管理条例》，本身就属于“国家规定”，这个辩点基本用不上。
• 为他人提供U与人民币兑换通道的，争议焦点在于单纯的U与人民币买卖是否属于《2019支付结算解释》第一条所说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只有当办案机关以42号文作为认定“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尤其是援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兜底条款时，效力层级才成为关键：42号文是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虽经国务院同意，但按照最高法《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即便是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文件，也要同时满足有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务院公报上公开发布三项条件，才视为“国家规定”；违反部门规章的，不得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存在争议的，应当逐级请示最高法。
• 最高法2004年《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也明确，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11期刊载的卞飞非法经营案进一步指出，行政机关内部文件不得单独据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 经营数额怎么算。 在实际操作中，买卖U通常是一买一卖，是单边计算还是双边累计、是否剔除本人自有资金和重复流转的资金，直接影响是否达到500万元、2500万元的门槛。下一步就直接决定了是 5 年以上还是 5 年以下的区别。
• 违法所得怎么算。 究竟是以实际赚取的差价计算违法所得，还是以流水乘以某个比例估算，以及对应的证据支撑是否充分等因素，都要充分予以审查。这决定了涉案当事人甚至是家属退赃金额的多少。
• 是否具有经营性。 这一点甚至是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对于涉案当事人在买卖虚拟货币过程中的交易频次、对象是否特定、是否以此为业、是否有宣传招揽行为等等，都是考察是否具有经营性，继而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核心要素。
• 与帮信、掩隐、开设赌场共犯的竞合。 为赌博平台提供结算通道的，可能同时触及开设赌场罪共犯，或者是根据涉案当事人主观明知的不同 而可能构成帮信罪或掩隐罪。当事人及其律师要比较哪个罪名更贴切和符合实际、证据更扎实，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法条和认定标准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应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以下简称《传销意见》）；以及公安部发布的《立案追诉标准（二）》。

（二）传销犯罪中，涉币场景有哪些

币圈的传销模式通常有几个标志：“入金才能激活账户”“静态收益＋动态收益”“直推奖、见点奖、级差奖、平级奖”“团队业绩决定等级”。常见载体包括所谓的“区块链钱包理财”、矿机或算力返利、自发代币的“生态项目”、以“DAO”“社区共识”为名的拉人头分红等。这些生态中很难有实际落地的、有实际价值和具体应用的商业场景，这是内地司法机关审查某一个虚拟货币或区块链项目是否构成传销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2018 年，江苏省盐城市司法机关办理的Plus Token案就是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的典型案件。

（三）立案门槛与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

• 入罪门槛：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实务中，对于发展 3 人以上的团队长或类似角色的积极参加者，一般也要追究作为从犯的刑事责任
• 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标准。传销犯罪中，普通参与者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也可能是受害人）。国务院的《传销意见》把以下人员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
• 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
• 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
• 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
• 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此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间接发展参与人员15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
• 以及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组织的建立和扩大起关键作用的人员（比如团队长这样的角色）。

以上规定也意味着在社群里做“讲师”“社区长”“团队长”“节点”的人，哪怕不是项目发起人，也可能因为承担宣传、培训职责、积极发展下线而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四）“情节严重”

（五）常见辩护要点

涉及虚拟货币、区块链领域的传销犯罪，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作为涉案的当事人以及辩护律师，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考量：

• 是否“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 如果收益主要来自真实的商品销售或团队实际业绩，而非拉人头本身，定性可能不同，有机会争取无罪处理。
• 层级和人数怎么算。 一人多号多钱包地址、测试账号、僵尸账户要剔除；按照《传销意见》，“层级”指上下线关系的层次，而不是在组织里的身份等级，项目方设置的V1—V9、“节点”“超级节点”等等级不等于法律上的层级；计算组织者、领导者发展的人数和层级，包括其本人及本层级在内，不是整个项目的总层级。
• 行为人的地位作用。 涉案的行为人是否真的承担了管理、宣传、培训职责，还是仅仅作为普通会员自己拉了几个朋友。
• 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竞合。 《传销意见》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构成集资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传销资金数额的计算。 以行为人及其下线实际缴纳的资金为准，还是以平台后台数据为准，数据是否经过鉴定、鉴定意见是否可靠。实务中，对于鉴定意见，审计报告之类的第三方出具的意见或材料，一定要重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在传销犯罪中的辩护，都是通过在鉴定和审计上的突破，而取得了非常有效的辩护效果。

七、开设赌场罪

（一）法条和标准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款规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0〕40号，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20〕14号，以下简称《跨境赌博意见》）。

（二）开设赌场罪中，涉币场景有哪些

• 以USDT充值下注的博彩网站、App、Telegram机器人。
• “哈希竞猜”“哈希游戏”：以区块哈希值的尾数等作为开奖依据，玩家转U即下注。技术外壳再新，只要本质是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赌博，通常仍按开设赌场评价。
• 为赌博平台担任代理，发展下线玩家并分成。
• 为赌博平台提供U充值、提现的“承兑”“码商”服务等等。

（三）什么算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网络赌博意见》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属于开设赌场。开设赌场属于行为犯，实施上述行为即可立案追诉。涉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中，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被判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以下几种：

（四）为赌博平台提供U通道，可能被按共犯处理

《网络赌博意见》规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2万元以上的，同样按共犯论处。数量或者数额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情节严重”。

对比帮信罪“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的标准会发现，给赌博平台做U充值、提现等承兑服务，一旦被认定明知对方是赌博网站，收取服务费1万元以上或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就按开设赌场罪共犯论处（五年以下）；达到5倍以上，即服务费5万元或赌资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帮信罪最高三年相比，开设赌场罪的刑事风险直线上升，所以 千万不要轻易为博彩平台提供技术、资金结算等服务，这是做“码商”“承兑商”的朋友最容易低估的风险。

（五）赌客有哪些法律风险

单纯参赌的，一般属于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一般为罚款、拘留、没收赌资）。但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可能构成赌博罪（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六）常见辩点

涉案的当事人及委托的律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审查：

• 是否明知对方是赌博平台。 在涉及到虚拟货币的买卖时，涉案当事人提供的承兑服务是否面向不特定客户，是否有证据显示行为人知道资金来自赌博。
• 赌资、抽头渔利的计算。 涉案的平台，后台数据是否真实完整，USDT如何折算人民币，以什么时候的汇率进行计算（案发时、行为时、判决时等不同的时间节点，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汇率），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网络赌博意见》规定，以虚拟货币作筹码投注的，赌资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账户内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所以对账户里的正常资金作出合理说明，很重要。
• “情节严重”标准的适用。 《网络赌博意见》的“情节严重”标准，制定于开设赌场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刑提高为五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后，这些标准并未相应调整。有辩护观点主张对“情节严重”应从严把握，目前尚非主流，但可以在个案中提出。
• 参赌人数的计算。 是否剔除重复账号、测试账号、代理本人账号。
• 行为人的地位作用。 技术人员、客服、普通代理与平台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区分。
• 罪名选择。 帮信、非法经营与开设赌场共犯之间，一般都会择一重罪处理，此时要审查在案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较重罪名。《跨境赌博意见》也明确，为赌博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诈骗罪

（一）法条和数额标准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涉币场景中，诈骗罪的常见模式

• 杀猪盘、虚假投资平台。 以“带单炒币”“内部项目”为名诱导被害人充值U，后台数据虚构，最终无法提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还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 假U、“闪电U”。 用仿冒合约生成与真USDT名称、图标相似的代币，在交易中冒充真U，收了对方人民币。
• 线下面交“黑吃黑”。 约定面交买卖U，一方收钱后不放币，或者放币后通过申诉、报警等方式把钱追回，实际上骗取对方财物。
• 冒充客服、冒充交易所风控。以“账户异常需验证资金”为名骗取U。
• 所谓“解冻服务”。 以“有内部关系可以解冻银行卡、解冻U”为名收取费用，这本身往往就是诈骗。等等

（三）几个实务问题

诈骗罪是传统经济犯罪中的重罪，一般情况下，涉案金额只要超过 50 万元，量刑就可以达到 10 年以上。在虚拟货币案件中，很容易突破 50 万元，所以对于涉案的当事人及其律师，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 被害人本身在从事违规交易，还算不算诈骗？ 这是我们在代理涉虚拟货币诈骗类案件中， 涉案当事人经常会有的一个疑问。2026 年，八部委的42号文认定涉虚拟货币投资、买卖等的民事行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刑法对被害人财产的保护，骗取他人合法持有的钱款或虚拟货币，仍可构成诈骗罪。
• 诈骗数额怎么算？ 骗取人民币的，按被害人实际损失计算；骗取虚拟货币的，价格认定目前没有统一规则，实务中有按被害人购入价、按案发时市场价、按行为人销赃所得等不同做法，这是数额型辩护的重点。作为涉案当事人及律师，应当尽可能地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时间点来主张涉案的金额。
• 帮信、掩隐与诈骗共犯的界限。 如果涉案当事人与上游有事先通谋、或者与诈骗团伙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的，实务中一般按诈骗罪共犯处理（《2025帮信意见》第8条、《2025掩隐解释》第七条）。如此以来，一旦被认定为诈骗共犯，量刑可能从三年以下跳到十年以上，所以涉案当事人一定要认真对待。
• 交易纠纷还是诈骗？ 双方都有真实交易意思、只是一方后来违约，一般属于民事纠纷；如果涉案的当事人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虚构事实骗取对方财物，才可能构成诈骗。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犯罪，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时，当事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九、盗窃罪

（一）法条和数额标准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数额较大为1000元至3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3万元至1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各省在幅度内确定具体标准。

（二）涉币场景中，盗窃罪的常见模式

• 通过木马、钓鱼网站、假钱包App窃取私钥、助记词后转走币。
• 诱导受害人在恶意DApp上签名授权（approve），随后转走钱包内代币。
• 交易所、项目方员工或技术人员利用接触私钥、后台权限的便利转移用户资产。
• 借用、代管他人手机或钱包时私自转币。等等

（三）核心争议：盗窃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这是目前盗窃虚拟货币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当事人一方与办案机关一方最常见的争议。虚拟货币被盗，到底是“偷了财物”，还是“非法获取了计算机数据”，实务中两种判法都存在。

• 按盗窃罪处理的思路：虚拟货币具有经济价值、可支配、可转让，属于刑法上的财物。这种观点目前占有相当比重，量刑按数额走，上限高。当然，这种观点对于涉案的当事人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涉币类犯罪中涉案金额很容易就突破 50 万元，继而很容易就可能达到 10 年以上的刑期。
• 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理的思路：虚拟货币本质是数据，定性为数据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入罪门槛方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19号），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1万元以上的，即属“情节严重”；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的，属“情节特别严重”。这个罪名总体上对于当事人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涉案的金额比较大的时候。

对于诱导签名授权类案件，还要看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了财产：如果是，可能更接近诈骗；如果被害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处分财产，则更接近盗窃。定性不同，量刑可能差异很大，而数额认定同样面临虚拟货币价格折算的问题。

十、涉币案件里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

（一）数额：流水、涉案金额和违法所得是三回事

• 流水：涉案账户进出的全部资金，包括本人自有资金、正常交易资金。
• 涉案金额：其中能够查证属于上游犯罪的资金。比如，帮信罪要求先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的犯罪金额；掩隐罪的数额以掩隐的犯罪所得为准。
• 违法所得：行为人实际获得的好处，比如因为涉嫌犯罪行为赚取的工资、佣金、差价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2〕23号）规定，对于涉案人数特别众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但根据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可以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

这是一条附前提的例外规则：前提不满足的，办案机关仍应逐笔查证资金来源。而这句“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恰恰是当事人自证资金来源的空间所在。这就是我们建议我们的客户，如果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等相关业务时，平时一定要留存交易证据原因所在。

（二）管辖的确定：为什么总是外地警察找上门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范围非常广，包括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帮助者的犯罪地、居住地以及被帮助对象的犯罪地公安机关都可以管辖。

我们举个例子：小赵在上海卖了U，被新疆、内蒙古、广西的公安机关冻卡、传唤，在程序上并不罕见。再加上异地办案中的趋利性执法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制度设计层面的重视，对当事人来说，也有权依法进行申诉、控告。

（三）口供：如实陈述是底线

当事人被传唤做笔录时，身份可能是证人，也可能随着询问内容变成犯罪嫌疑人。但无论身份角色如何，陈述必须以符合客观事实为基础，不能编造。事前统一的“话术”，本身会被认定为明知的证据。如果对自己的法律处境拿不准，建议在做笔录之前先咨询律师，把事实梳理清楚，而不是临场自由发挥。

写在最后

同样是买卖U，普通用户偶尔交易、U商规模化做承兑、帮诈骗团伙洗钱，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法律评价的从来不是“虚拟货币”这个标签，而是你在资金链条里站在什么位置、知道多少、赚了什么。

刘律师整理这份速查表，最希望的是大家在出事之前就能看懂边界，在出事之后不至于慌乱。如果已经卷入案件，每个罪名的门槛、数额计算和定性差异，都可能是辩护的突破口，越早请律师介入，可以争取的空间越大。

最能保护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声明：本资料为刘正要律师原创普法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可能更新，引用前请核对最新版本。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