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当前政策背景下黑恶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热点问题专题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上半场周立波主任作《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本质特征及其界定》主题发言，熊波教授与上海领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正要律师（以下简称“作者”）担任与谈人。
作者的发言题目是《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界定：场域与手段的新形式》。我总体的看法是：网络涉黑、涉恶犯罪中，变的不是罪名，也不只是手段，而是犯罪换了场域，犯罪手段随之改变。过去靠肉眼可见的暴力形成威慑，现在则靠平台规则、流量和数据。
一、平台上的“保护费”
四川公安上月公布的网暴案例中有一起代表案例：于某某等人依托语音平台，向入驻的游戏店主索要“保护费”，不交就被造谣、电话轰炸，上百名店主被迫线上交钱，即使双方线下从未见面。打个比方，这个时候，网络平台像线下街区，入驻的店主像线上摊贩，流量和封号成了新的打手。
这类行为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作者认为关键在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9年《意见》）第13条。该条要求结合危害行为发生地或危害行业的相对集中程度，“以及行为人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控制和影响程度”判断。请注意其中的“和”字：条文放宽的是“在哪里发生”，没有放宽“影响到哪里”。辩护首先要在这里用力。
至于“重大影响”在网上如何体现，作者结合2018年《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指导意见》）第11条，提出两个观察维度：商户一侧，是否不敢投诉、报警；行为人一侧，是否有决定被害人能否进入、能否继续经营的地位。
二、平台规则被当成武器
再看两起近期案例。网红“铁头”董某案，9月11日杭州滨江法院一审认定6名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组织，董某获刑八年（一审尚未生效）。大连沈某某案，公安部刑侦局9月13日通报，团伙以“打假博主”人设小额试购、批量囤货、送检挑瑕疵，再集中发布负面视频，索要高额赔偿或有偿删帖。
这套模式可以概括为：用打假人设换取流量和公信力，把流量变成施压工具，再借舆情谈价变现。对此，作者有三点看法。
第一，构罪与否在于目的和限度，而不在手段本身。辩护可以围绕是否有真实的权利基础、索求与权利是否大致相当、是否把撤投诉或删曝光当作交换条件展开。
第二，两案都停留在恶势力层面，没有定“黑”。恶势力不要求“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实务中要警惕由“恶”到“黑”的跨层适用，二者在涉案财产处置上差别很大，第13条这道门在关键时刻必须守住。
第三，“线上直播、线下滋事”与2019年《意见》第12条相呼应。该条规定，单纯在网上实施、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行为，一般不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依据。
三、止损不等于屈服
关于新型心理强制，2018年《指导意见》第9条要求软暴力“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举个例子，几个人始终在被害人身后五米跟着，这就是现实可能性。网络被害人担心的是流量、商誉和停售损失，交钱往往是算过账后的决定。在作者看来，止损是理性选择，屈服才是心理强制。
此外，流量影响力来自平台，平台随时可以收回，能否算作“组织的犯罪能力”还需论证。按照2019年《意见》第5至7条，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认定不以黑恶为前提，可以在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内独立判断。
最后，作者想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要逐项审查、相互印证，不能从危害结果倒推硬凑，“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当然，这些看法或许也带着作者作为辩护律师的立场偏见。